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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公海赌船710官方网站:贾敬龙案背后:北高营村支书均在何姓家族产生
作者:xiaoyu6.com  更新时间:2018-02-23 13:53:37

贾敬媛坐在4名记者面前,逐字逐句地回答提问。10月26日这一天,她至少接受了6家媒体的采访。  面对不同媒体记者提出的重复问题,曾经惜字如金的她毫无厌烦之色,只是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疲惫。  在她看来,借助媒体发声是帮助弟弟贾敬龙的重要渠道。  贾家地处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镇辖下的北高营村。因不满拆迁补偿标准、亲手装修的婚房被强拆且此后两年交涉未获善意的回应,2015年2月19日(正月初一),陷入绝望的贾敬龙,用射钉枪将北高营旧村改造的执行者、村支书何建华射杀在新春团拜会现场。  贾敬龙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但随着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裁定书送达,贾敬龙案引发了舆论普遍关注。多名法学学者与律师呼吁“刀下留人”,认为贾敬龙有法定从轻的理由;10月21日与24日,贾敬媛又两度向最高院递交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,希望留弟弟一命。  因为没有安排“最后的家属会见”,贾敬媛唯有认定弟弟还活着。但她依然处于焦虑与不安中:舆论关注度下降后,弟弟贾敬龙之命是否会像自家老宅一样,最终无法保住。  她心中的不安,最终在11月15日得到了验证。当天早上7点,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派人到贾敬龙家通知家属见其最后一面。早上9点多,贾敬龙案代理律师甘元春引述权威消息称,贾敬龙已被执行死刑。  面对此案引发的争议,最高法于11月15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,解释了贾敬龙“罪该处死”的四条理由,包括“预谋报复,主观恶性极深”、“持枪作案,手段特别残忍,社会危害性极大”,以及“刻意选择在春节作案,犯罪情节和社会影响特别恶劣”等。  中国从工业化向城市化大转型的过程中,曾经出现众多类似贾敬龙般的钉子户。一方面是民众保护私有财产意识的加强,一方面是基层治理者急功近利的拆迁行为,拆迁与抗拆的矛盾在中国这场世界最大的“造城”运动中显露无遗,又因乡村基层治理问题尤显复杂。  贾敬龙所在的北高营村,是中国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。它几乎集中了当下中国乡村治理与发展中的所有突出问题:贿选、贪腐、违法征地与强制拆迁等。2008年初,河北省制定“三年大变样、推进城镇化”政策,石家庄市由此开始大面积城中村改造,二环路内拆除总面积760万平方米,其中城中村改造拆迁334万平方米。紧邻石家庄北二环的北高营村,首当其冲地成为旧村改造和地产开发的重点区域。  某种意义而言,钉子户贾敬龙与被其射杀的村支书何建华,都承担了旧村改造拆迁中官民冲突的最坏结果。  三“何”争权  北高营村位于石家庄市滹沱河畔。有着1700多年历史、曾经的军屯之乡如今高楼与脚手架林立,除了钉子户贾发义被工地与高楼包围的房子,便只有搜狐焦点网摄于2011年8月23日的一张低矮平房照,尚能还原出旧村改造前这个城中村的落魄模样。  同属“河北第一镇”高营镇,南高营村是全国百强村,辉煌时期共有20多家集体企业、4000余名工人。其中,华曙制药厂曾是中国最大的土霉素原料生产厂,全球60%以上的土霉素碱产于此;华营联合葡萄糖厂也是行业中的佼佼者。  北高营村却是名副其实的贫困农业村。2008年河北做出“三年大变样”决策时,大部分村民仍然倚靠人均0.9亩农田种植为生。何义辰记得1992年他就任村支书的情景,全村只有一家村办企业——洗煤厂,还负债30多万元。  众多不愿具名的村民透露,何姓是北高营村的大姓,其中又分成三大家族势力,张、贾、李等姓氏在村里只占少数。1992年迄今,何姓把持了北高营村的村务与决策,特别是历届村支书一职,皆在三大何姓家族中竞逐产生。  何义辰当选纯属偶然。10月31日,70岁的张玉良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,1992年原村支书兼村主任何学整与副村长杨军才“内斗”,相互举报贪腐问题致双双被查,高营镇有意选择一中立派任村支书。那时,在一家镇办企业做司机的何义辰拿着司机和业务员的双份工资,月收入100多元还入了党。因其在村里口碑较好,何义辰经村党支部投票和镇里“钦命”当选。  就贫困村而言,改善村民生活、脱贫增收无疑是“能人村官”的第一要务。何义辰倒也不负所望。甫一上任,他便整治洗煤厂,出租村集体土地给养殖场,又将靠近主干道的土地租给商户以发展路边经济。北高营村集体收入因此大增,不仅填补了欠债,还逐月给女性50周岁、男性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发放20元补贴。  何义辰回忆,当时北高营村还加入“政府性质的农村社保”,年纪较大的村民每月只需自费缴纳七八元。张玉良和贾敬龙之父贾同庆都参了保。  在村民印象中,从1992年至2000年,何义辰“一肩挑”村支书和村主任,成为北高营村最有权势者。此后9年,许是村官含金量因经济发展而增加,北高营村出现了三大何姓家族争权的现象。  2000年,何义辰第三次当选村支书,不久后因与新任村主任李彦珍“政见不合”而辞职,来自另一何姓家族的何同贵随后成为村支书。三年后,何义辰再度回到北高营村权力中心,成功当选村主任并于2006年连任,6年间与其搭档的村支书皆为何同贵。  何义辰、何同贵所在的两大何姓家族形成合力后,何建华所在的何姓家族长期被排斥在村委外。但他们亦积极争取话语权。2000年、2003年与2006年,何建华所在的家族分别推出何明华、何建立、何建华三兄弟参加村委会选举,但皆落选。  2006年落选后,何建华开始逢年过节给村里老年人送鸡蛋与小礼品。在贾发义与张玉良看来,何建华是在收买人心,但确实赢得一部分村民的好口碑,“觉得这个人不错”。  与此同时,何建华与何义辰、何同贵开始“走得近”。因在村里年长、是文化人且有些威望,何建华、何义辰与何同贵都曾是赵春明(化名)的座上客。10月27日,赵春明说,何建华曾亲口向他提起如何拉拢何义辰、何同贵:“合纵”与“连横”并用,私下分别向二人表示要联合对付对方,不仅拆散二人现有的联盟,还赢得二人及其背后家族的支持。何义辰也承认自己被何建华笼络。  同在2006年,北高营村发生的两件大事,最终影响了2009年村委会选举的权力更迭。此前3年,负责管理村财务的村主任何义辰为弥补40多万元村集体亏空,主导了北高营村委会与开发商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,以每亩25万元的价格“出售”集体土地60余亩,三七分成开发山水家园小产权房,北高营村因此增收2000多万元。何义辰说,村委会原打算将此留作村集体发展经济和建设之用,不料遭村民举报,要求分钱。2006年,北高营村委会顺应“民意”,给每位村民分红1万元。  张玉良证实了分红一事,但强调每人实际分到八九千元。之后,村委会又从剩下的1000万元中拿出上百万元修建马路、澡堂、小学与村委会办公房。在张玉良看来,何同贵、何义辰这届村委确实办了实事。  2006年的陵堂修建风波,再次令村委会受挫。何义辰回忆,陵堂修建本是他的主张,但这项工程遭到何建华的“刁难”。赵春明说,何建华虽未在村委任职,但把持了村里建设“审批权”。又有村民向高营镇政府告状,何义辰因此被剥夺管理村财务之权,转由何同贵负责。  2009年初新一届村委会选举,村民选出了北高营村的“新舵手”。此前一年入党的何建华后来居上,身兼村支书和村主任二职。何义辰只当选为副支书,何同贵落选。  村里悄然传着贿选一事。党员魏俊珍投了何建华的选票,尽管她否认收钱并确信无人贿选,但王君霞等村民均表示曾经听说。张玉良更是直接承认,因为谁也不敢得罪,各方竞选者给的钱他都收了。  违法用地  北高营村的村民对何建华有赞有弹。  村治保会组长金庆昆不认为何建华会是个贿选的村支书,相反对他赞誉有加:“这个人不赖。”魏俊珍眼中的何建华,则是个很有魄力和雷厉风行之人。  而在对其颇有微词者看来,两度入狱与个人作风问题,显然是何建华的人生污点。  不论争议为何,2009年攀上北高营村权力顶峰的何建华,开始了新官上任的“三把火”。  据《河北经济日报》报道,2009年初何建华上任时,北高营村集体亏空60多万元,无集体企业,年收入不足50万元。而何建华通过“有勇有谋、扎实细致的工作”,收回多家企业租用村集体土地的租金,又整合一些垃圾地块和边角荒地,短短几月解决了村务欠账。这被认为是第一把火。  第二把火是养老金翻番,从何同贵在任时的每月50元涨至100元。《河北经济日报》的一篇报道显示,此后何建华又筹措500余万元,为全村35周岁以上的女性和45周岁以上的男性村民补缴养老保险。但报道中未提及这笔款项从何筹集。  何义辰认为,何建华的这两把火不过是上一届村委工作的延续。他解释,缴纳养老保险的500余万元,应出自山水家园项目分红后的余款;至于村民养老保险计划,2008年村委已制订方案,为此还找到高营镇一家陶瓷厂作为挂靠保险的企业。60多万元“亏空”正是为村民缴纳养老保险所欠。  何建华同样面临着增加村集体收入的问题,而他照搬了前任的做法——建设小产权房和出租村集体土地。  何建华上任后在山水家园北面又建了2栋小产权房,市场价约每平方米4000元。山水家园的东面也是小产权开发项目,不过因手续不全至今“烂尾”。位于村头的上河湾,同样是对外出售的小产权房。  张玉良提供的石家庄国土资源局长安区分局一份通知文件显示,体育北大街东侧的65.93亩果园地,被租赁后变成了“北高营钢材市场”;体育北大街与石太高速的东南角14.09亩基本农田,被修建为仓库。  仓库为河南籍商人王渊俊所有。王渊俊靠卖兽药起家,2006年8月注册500万资金成立了河北联诚物流公司。因原仓库被石家庄市规划为国际会展中心用地,他找上何建华,并在2009年3月13日与北高营村委会签署了仓储中心项目合作意向书。  按照意向书要求,王渊俊向北高营村委缴纳50万元保证金,并在村委会协助下办理各种建设所需手续;村委则需将村民土地集中收集。  当时的王渊俊并未预料到,这是他此后几年噩运的开端。  为了征地,北高营村以村委会名义给不配合的村民下发通知:“截至3月25日上午11时还不同意的,今后不再享受村民各种福利待遇,包括社会保险、养老保险、分房、分款等一切福利待遇。”  4月1日,何建华又代表村委会与王渊俊签订了正式协议书,承诺全力协助办理建设手续,后者则需在当年12月30日前办理齐全建设手续,否则前者有权终止协议。  王渊俊正是栽在了这一条款上。2009年7月王渊俊正式将公司搬了过去,但因所征地块为基本农田,并非协议书所指的一般农田,建设手续迟迟未能办下。  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和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,占用基本农田必须报国务院批准。这意味着,这块地从一开始就无法取得建设手续。  已经投入百万元的王渊俊,寄望于何建华的协助。但到2009年底,建设审批手续未办下,而村委会已有权根据协议书解除协议。王渊俊与何建华因此闹翻。  “我对你比对我的爹伺候得还好,你哪次吃喝嫖赌不是我跟着服务?”何义辰清楚记得二人翻脸的那天,王渊俊当着众人说完这句话后,何建华顺手操起水杯猛砸了过去,被王渊俊躲开了。  此后王渊俊的物流公司遭遇了与钉子户贾敬龙相似的经历:2010年4月26日物流仓库被停水停电,2012年7月仓库被强行拆除。自觉受骗的王渊俊因此走上告状与举报之路。镇、区、市、省乃至中纪委等部门,王渊俊都递交了申诉和举报何建华的材料。  在给中纪委的举报信中,王渊俊承认自己为拿地答应每年给何建华25万元好处费,2009年7月和11月又变相行贿3.2万元。最大一笔开销则发生在2009年2月至年底,举报信上写道:“何建华利用职务之便,让王渊俊陪同其及其情人去舞厅、歌厅、洗浴中心等各类娱乐场所消费,王渊俊花费40多万元。”  不过除了这份反映材料,王渊俊没有其他证据。他的举报也未得到任何一级政府的回复。他开始向媒体求助曝光何建华,不过收效甚微。  在此期间,王渊俊遭遇了一次“不明人士”的袭击。何建华同样未获安稳,被人用短刀划伤多处。何义辰与贾发义都证实确有此事,贾发义还记得何建华特意撩起衣服给他看过伤疤。  “四五年我都没做生意,就和他斗了。”10月31日,王渊俊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,50万元保证金至今未拿回。更让他不忿的是,同样是租用村集体土地,与仓库一墙之隔的钢材市场却一直正常营业。  2009年,石家庄国土资源局长安区分局发出《关于制止高营镇北高营村村民违法占地的紧急通知》,认定钢材市场65.93亩地属于违法占地,要求高营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限期拆除。一年后的2010年10月14日,高营镇政府下发的通知显示,钢材市场拆除不彻底。  事实上,北高营村的这个钢材市场从未真正拆除过。2009年进驻的刘师傅说,虽然一度传言钢材市场要拆,一些钢材企业也确实搬离,但今年下半年又陆续搬回,仓储场地如今已满额。  何建华之子、现任村主任何志辉说,北高营村每年向钢材市场经营者收取租金,今年为300万元。  2016年10月11日,石家庄长安区政府办公室下发《进一步打击违法用地的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》,但钢材市场依旧生意繁忙。  “北高营速度”  何建华上任后的第三把火是旧村改造。  “从2008年开始,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设攻坚战在石家庄打响,并以急风催骤雨之势迅速展开。”2011年2月11日《石家庄日报》的这段话,描述了河北省“三年大变样”政策的推进。  很快,这场“急风骤雨”吹到了北高营村。2009年,北高营村委会与房产开发商中融汇通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。但多位知情村民表示,他们虽知协议一事,但具体条款的谈判乃何建华一人负责,因而不清楚其间的利益分配。  时任村副支书的何义辰亦不知具体操作。他只记得协议中的一项内容为中融汇通负责所有安置房建设,同时获得村东门以东的开发权。  北高营村组建了以何建华、何义辰与村支部委员李树文为首的拆迁领导小组。随即在2009 年11月,北高营村召开了旧村改造拆迁大会,公布了村委会拟定的《北高营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》:每户每块宅基地置换300平方米的楼房,其中100平方米为需出资购买的平价房(高层楼房均价不超过1400元/平米,多层楼房均价不超过1000元/平米);平房和楼房的一层白拆,楼房的二层、三层经评估后才会多一笔额外补偿,一次性付清。  拆迁协议同时要求,必须按照指定的拆迁方案各条款执行,“在规定时间内拒不签署协议的拆迁户,后果自负。”  村治保会的金庆昆、范占书和党员魏俊珍是第一批签署拆迁协议的农户。范占书认为,大多数村民对拆迁并无异议;有人住在破旧的土坯房,得以住进高楼应当感谢拆迁。他为何建华在拆迁中的表现辩护说,执行政策严明是当官的需要。  党员魏俊珍更是一度负责村小组的拆迁工作。在她看来,要干好工作,得罪人也是必须的,和事佬完成不了拆迁任务。  值得一提的是,尽管魏俊珍支持拆迁,其丈夫张贞玉却持反对态度,认为北高营村未按照国家标准赔偿,安置费、搬迁费和评估费都不到位。  张贞玉回忆,有村民在2009年11月召开的拆迁大会上当场提意见,他也反映了3天,但“不顶事”。最终,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,在拆迁协议书上签字。  10月27日,张贞玉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,他不得不同意拆迁,否则会被停发一切福利待遇。  北高营村共有500家农户,其中绝大多数住在单层平房,拆迁补偿3到5万元不等,大部分村民对此欣然接受。但贾同庆、王君霞、王荣禄和贾发义等十几户家庭觉得补偿标准低,拒绝拆迁。  贾同庆二层半的小楼当时建好才两年,花掉了十几万元积蓄。而按照《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》,他只能获得二层楼的补偿9万多元。  因为不同意拆迁,贾家被停发了应享受的所有生活保障福利待遇:小至过节发放的米面油、村里发给贾同庆夫妻的300元月养老金,大至养老保险的办理。贾同庆年过八旬的老母也未能幸免。  贾同庆母亲的福利受牵连后,兄弟们开始对他有所埋怨。2010年11月10日下午,“被逼无奈的”贾同庆在请了何建华一顿饭后,背着儿子贾敬龙签署了拆迁协议。2012年1月17日,贾同庆以平价购买的方式交付房款148333元,拿到了第一套130多平米的房屋。  得知父亲签署协议的贾敬龙赌气从家里搬了出去,并定期赶回亲自动手装修老宅二层,预备2013年5月25日作为婚房。  不同于贾同庆,60多岁的王君霞是坚定的钉子户。  “应按照拆迁法来赔偿,我家才给4万多块,太少了。”10月27日,王君霞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,据她了解,南高营村拆迁每平方米补偿1000多元,而北高营村只有几百元。  王君霞说,按照补偿标准,100平方米需以1000元左右的平价购买,耗费约十几万元,剩下的200平方米才是免费置换房。装修也需花费,如此一来分到三套房产的村民将花费二三十万元。王君霞算完账后深感不值:花光积蓄只剩下三套房子。  为多了解动迁政策,小学文化的王君霞坚持订阅当地的一家报纸。北高营村采用边拆边建的方式推进,2012年拆迁至王君霞住宅时,她家被停水停电。为给17岁的孙子照明做作业,王君霞特意买了太阳能蓄电板。因为水管要从家门口埋设,她以不让施工为威胁才解决了吃水问题。  2012年起,北高营村的老人又多了一项养老保险福利,贾同庆、王君霞等钉子户自然被排除在办理名单外。王君霞向何建华提出自己出钱办理未果,“我不要这个保险,算算账我们损失太多。现在是经济社会,你们求的是经济,老百姓求得是生存。”  舍弃养老保险的王君霞并未安稳。“晚上两点一声大响,院子里就着了。”王君霞和儿子跑出救火,发现是一颗大威力的炮仗爆炸所致。王君霞立即报了警,不过派出所一直没能找出作案者。 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另一家钉子户身上,也不了了之。钉子户王荣禄甚至被“不明人士”围殴打伤。  王君霞对何人指使心知肚明,但束手无策。“他们想吓我,但我不怕。”王君霞说,她没有签署拆迁协议,以何建华为首的村委会也未轻举妄动。  贾同庆家则是另一番景象。负责拆迁工作的村副支书何义辰回忆,他与贾同庆商量过拆迁一事,贾敬龙婚后再拆的条件他觉得合情合理,便没再去做工作。何义辰认为自己不会去强迫任何人,但何建华对谈判无果十分不满。  2013年2月27日,何建华亲自带队“强拆”贾敬龙留做婚房的老宅。贾家报警后,强拆才停止。  此后贾敬龙一家多次找何建华交涉此事,不过未有结果。贾敬龙开始通过信访、联系媒体、网上发帖等方式“检举”何建华,不过引来的是又一次“强拆”。  2013年5月7日,贾同庆上午拿到了第二套新房的钥匙,下午老宅便被一群“不明人士”强拆,贾敬龙和表哥王会勇被打伤。此时距离贾敬龙的婚期只有18天。  何建华主导的北高营旧村改造计划,在其强力推进下实现。2014年1月9日《河北经济日报》如此记载:“有了广大村民的积极配合,北高营城中村改造快速推进,第一期工程当年拆迁、当年建成、当年回迁,创造了省会城中村改造的‘北高营速度’。”  同时进行的还有商业开发项目。《河北经济日报》报道显示,2012 年5 月北高营村另一重点项目“拉美风情国际城”启动,何建华曾打算在村自留地上开发集酒店、写字楼、公寓、超市为一体的商业地产。  不过多位村民证实,这些项目最终都未建成。体育北大街通达驾校所在地,不同的开发商抵押了千万元资金,却因建设手续无法办理而不得不撤离。山水家园东侧的一块路边土地已建好地基,也因手续不全而停工多年。体育北大街以东与石太高速以北的300多亩地,必得公司在交了1000万资金后联合开发,何建华之子——北高营现任村主任何志辉证实,因建设手续仍未完成,该块土地被圈占后搁置至今。  在何义辰看来,何建华在商业开发项目上的做法复制了与联诚物流签订的协议:先与乙方公司签订合同取得押金,再将办理建设手续一事全权交给乙方办理;乙方一旦在规定期限内无法获得建设手续,就可毁约以便扣留押金、索要赔偿等。  钉子户的抗争  何建华上任后,村民对其的评价急转直下。多位村民向看看新闻 Knews 记者总结道,其处事态度较强硬,账务不明、疑其贪污捞好处,存在个人作风问题,村民对拆迁与赔偿方案敢怒不敢言,村里土地被不明不白圈占又无补偿等。  克扣钉子户的福利也招致了不少村民的不满。但即便目睹贾敬龙家被强拆,王君霞依旧未动摇抗拆的决心。不过,保住房子的她未能保住一亩多责任田。  2014年,北高营村提出补偿十几万元征收王君霞的责任田用于商业开发。因离道路较近,王君霞打算让儿子建洗车店或开办养老院。在她看来,村里征地不用于铁路、高速公路建设而是用于商业开发,明显是与民争利。不同意“卖地”的王君霞在责任田里搭建了蔬菜大棚,每天去打理。  6月,王君霞因嫂子病重去世,好几天没顾得上自己的菜地。但再到地里时,发现自家建的16个温室大棚已经消失,栽下的桃树、柿子树、杏树、香椿树悉数被砍,还有两位陌生人正用推土机平整土地。  王君霞立刻报了警,但高营派出所并未对平整土地的二人做任何处理。王君霞开始上访维权,但半年下来“找谁都不顶事”。  村里又发动了王君霞远在上海的侄媳妇当说客,还积极地给她拍照片办理社保,同时村里还传言来年拆迁的责任田不给补偿。那段时间,王君霞又犯了心脏病,为拿到补偿,她最终妥协。  2015年11月,王君霞与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后,拿到了15万元的责任田补偿、7万元的房屋拆迁补偿,以及三套回迁房。但村里承诺补办的养老保险,至今未办下来。  王君霞家被拆后,79岁的贾发义成了最后的钉子户。在村西两栋高楼中间,贾发义的农家小院被建筑工地包围,工地围墙破口处的一扇铁皮门,是去他家的唯一通道。贾发义和老伴依旧生活在亲手建造的平房里,院子里有香樟、柿子树、两条狗,不同的是多了一排储水的塑料桶。  高中毕业的贾发义至今保留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,他能有板有眼地列举出抗拆理由——不同意政府与民争利。“我在村里只说实话,说错了法律可以制裁我,所以他们拿我没办法。”  尽管据理力争,但贾发义夫妇还是没能躲过停水停电、停发一切福利的制裁。他找了村、镇,乃至区、市、省所有能找的单位——包括各级国土资源局,同样无果。  贾发义打算抗拆到底。为收集证据,他专门购买了摄像机和录音笔,有选择地对来访者“取证”。  尽管不知道这些“证据”能交给谁、又能起何作用,他一直保存着。  相较于王君霞和贾发义,2013年5月被强拆老宅的贾敬龙,已经没了谈判筹码。没了婚房,婚期取消之后在女方父母的干预下,贾敬龙和女友很快分手。  “要是上面政府,哪怕是镇里下来把这事解决,出不了人命。”王君霞叹了口气,“其实死人都是村里的损失,责任在哪?就是没人管造成的。”  11月12日,在贾敬龙死刑核准裁定书送达的第24天,一位村治保队员在电话中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,最高院、河北省高院,以及从省到市、到区的书记,已开始对贾敬龙案从头调查,包括何建华贿选、其子当选与旧村改造纠纷,金庆昆因此被叫到高营镇谈话。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亦听说了此事。  令人意外的是,贾敬媛并未听说此事。  就在本文发稿的前一刻,11月15日早7点,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派人到贾敬龙家通知家属见其最后一面。贾敬龙案代理律师甘元春说,“按照惯例见完面就会马上执行(死刑)。”  此前一天,甘元春到石家庄第二看守所会见贾敬龙未果,又获知上周起最高院已不准安排贾敬龙会见律师与家属。当天,贾敬龙委托律师带出他书写的诀别诗《沁园春·别》,以慰亲友:  今当刑离,半梦消断,一往无前。纵万般洒脱,玉石莹莹,清白颠覆,自有堪堪……一任孤掷,贾在高营,惟是泯仇愧泽酬。但已矣,恨有幸人来,泪与君别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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